我们对中国国情及其发展所形成的正确认识需要经历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不断总结的反复过程。中国人民的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实践。国情研究，就是把这一伟大实践作为研究对象，需要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回到社会实践，看哪些理论政策方法能够得到预期的成果，从而正确的指导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推进中国的发展。

　　建国50多年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国领导人，也包括中国的知识界和学者始终都在不断地探讨的主题是：即在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差异甚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不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独特的现代化过程。我们只有对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和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了解得越多，决策失误就越少，经济与政治代价就越小；我们只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认识得越透彻，对其自身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总结的越深刻，认识和指导未来的发展能力就越强。但是认识真正的中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其实中国是一部天书，她不仅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飞速发展的过程。

　　我把认识和研究中国国情与发展不仅视为终生职业与专业研究方向，更视为人生的最大追求和乐趣。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言：“人的一生应该是有创造性的一生。人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拓展自己视野的过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实践。我们的国情研究既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和社会需求，同时能够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找到了自己人生之路，它的真正含义是：与中国发展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与中国兴盛共存。

　　为此， 1999年我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同年又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集双方的人才优势大大加强了中心科研力量，该中心定位为国家高层决策科学思想库之一，并成为国内最具影响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自1998年我发表了题为“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的第一份国情报告，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和吴邦国副总理作了重要批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使我更进一步下定决心要以国情报告为信息平台，收集和整理重要国情信息，建立国情决策数据库，推动全国的国情研究和国情教育，培养公共政策高级研究人才。到2002年10月，《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已编发国情报告475期，主要向中央领导及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提供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管理的方针、政策国情背景资料，以及国外专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看法及建议等。

　　通过多年的实践，《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所提供的内容，受到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部分内容已被中央领导采纳，影响面日益扩大，收到巨大的社会效益，据有关部门统计，本届政府对我们提供的报告中，共批示了48次，其中主要领导人批示39次，有的报告领导曾多次批示。本书中收录了获领导批示的大部分报告，也是本书的精华所在。

　　中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经济社会，中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遇到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是不易认识，也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存在着众多的历史发展机遇，也面对着难以回避的各种挑战。总之，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中国与世界发展知识的不完全性，都增加了决策的难度和复杂性。

　　我在 2002年6月24日朱鎔基总理主持的经济专家座谈会上提出“第三次解放农民”即“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政策建议，不能不与此相关。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对农业、农民、农村有深入认识的领导人制定的发展政策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因为只有绝大多数人口受益的改革才能称得上真正的改革。同样，那些对农业、农民、农村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学术建树，使知识造福于人民。

　　通过对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粮食与经济发展进行综合性和长期性研究，我们对中国有两点认识：其一，中国长期发展所遇到的困境与危机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严重、更为复杂，从而加深了我们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社会经济原因和深层背景的认识和理解；其二，解决和处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危机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困难、更为艰巨，还很难找到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最大限度地动员和更加合理地运用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力量，卓有成效地、坚强有力地、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同时，告民以实情，晓众以大义，让全体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由于对外开放油然而生的落后感和危机感，有意识地与自信和自强不息的民族意识相融合，从而形成全体国民对改革和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痛苦性的认同与共识，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力争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

　　我对中国国情的三点基本认识：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前景，我认为既不应盲目乐观，也不必悲观失望，而应当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对未来中国变革的方式，我主张既不应实行激进革命的方式，也不应采取保守改良的方式，而应当选择渐进改革的方式；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模式，我认为既不应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也不应沿着中国原有的发展模式继续前行，而应当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已是当务之急；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不是扩大而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不是“压高就低”、“杀富济贫”，而是通过国际通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投资重点分配制度，促进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以缩小与全国人均水平的差距，进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解决欠发达地区问题，不是使用计划经济手段维系“输血”功能，而是通过有条件的财政援助和公共投资建立“造血”机制，同时欠发达地区应当学会利用差距，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通过改革和全面开放寻求快速发展。

　　有人问我，为什么您提出的建议，在不久之后中央就采纳？中央的决策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决策，而是经济与政治的决策。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出发，必须从社会角度、政治角度出发。我从来就认为，地区差距不但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或者曾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我在研究过程中，并不仅仅从经济的视角看问题，也不是简单地从地理上找原因，而是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中国的学术市场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同时也是非常公平的，只要你做出了学术贡献，社会就会承认你，即使与你协商、争论甚至批判都是社会承认的不同形式。最悲哀的是，你的论文和作品不为社会所看重和关注。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形成公共政策才能影响社会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我发现，类似地区差距这样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是形成某些学者个人的认识和见解还不行。我觉得还是要影响决策者。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大国小民。同样创造了一个知识，如袁隆平的发明，可以创造几千亿的收益，在新加坡就不可能，这是硬技术，硬知识。如果创造的是公共政策软知识，同样可以通过决策使人民受益，使社会进步。如果说“两弹一星”搞的是物质原子弹的话，好的决策知识和公共政策则是精神原子弹，“精神会变物质”。

　　中国的很多问题不在政治上着手是解决不了的。只有使决策圈的重要人物产生共鸣，形成公共政策，才有可能最终推动社会形成共识，使发展问题得以解决。 过去这些年来，中央的重大决策越来越注意倾听各方面专家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这也是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而奋斗，既是我人生之路之目的，也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因为我研究的是中国国情，因此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急待解决的热点、疑点和难点开展工作。

　　优秀的学者是社会潮流的引导者 不是社会潮流的迎合者。

　　我认为，优秀的学者一定要引导社会潮流，而不是迎合社会潮流。学者和领导人都会引导社会潮流，推动社会发展。所不同的是，学者是靠正确地思想、正确的观点来引导。当社会公众不仅同意而且接受并按照这个方式来做时，就起到了思想影响的诱导作用。而领导人借助国家权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既有劝说的一面，也有强制和胁迫的一面。凭什么来引导潮流呢？我认为，这取决于你能否获取全球最新的知识，这就需要加强与国际上进行交往和交流，这是获取最新知识和信息的最佳途径；其次，取决于对人类已有的最好知识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个人知识库容量的大小起到关键作用；第三，这取决于上述人类知识包括国际知识如何本土化。

　　我经常引用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报告主题是讨论知识与发展，随后我们就提出了中国21世纪的知识发展战略，视之为第三代追赶战略，如果说，毛泽东的重工业化视为第一代追赶战略，它不是那么成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可视为第二代追赶战略，它是相对成功的；那么，知识发展战略就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新的追赶战略。我不仅提出了中国的总体战略，而且还分析了中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进而提出了各地区新的追赶战略，即知识发展战略。

　　国情研究视角往往触及中国政治及经济体制改革最敏感、最前沿的问题。所提出的建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前瞻性。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敏锐把握，使我的研究显示出与政策调整的惊人的同步。也正是通过这些锐意创新的思想影响了决策，进而又影响了全社会，从而实现了我跨入国情研究这一领域之初就确立的“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的学术宗旨。

　　1996 年 4 月，美国《新闻周刊》称我的经济政策建议是“中国新政”（ A Chiese New Deal ）； 1996 年 4 月 9 日、 16 日、 23 日，日本《世界周刊》（ World Affairs Weekly ）连续三期刊登了《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详细内容，被视为“近年来对这一问题最大胆、最明快的论述，使日本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地区差距问题”。 1997 年 9 月 15 日，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称“胡公开要求采取政策缩小贫富地区之间的差距”。美国《中国经济研究》称我与耶鲁大学政治系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是“近年年关于中国经济最有影响和最有争议的文献之一”。

　　每一时代都有独特的经济环境，也有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就是解决认识和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智者”。尽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没有根本改变，但是经济学家总是能灵活的、创造性的利用这些原理来认识和分析这些危机，积极的应付这些挑战。几乎在不同国家或在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经济学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社会角色，他们可能是最先认识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智者，也是处理这些危机的能手。

　　你提出的建议为什么能够影响国家决策？是不是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和个人关系？我的回答很简单：“没有。”我又补充到，“如果说有的话，就是12亿人民就是我最大的政治背景和政治靠山。因为我所研究的无论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甚至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都是与12亿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最大利益息息相关的。我不仅十分清楚这些利益在所在，而且十分清楚如何通过我的国情报告使决策者也清楚。同时，我还本着‘晓众于大义'的想法告知人民，披露于全社会。我相信，决策者是理性的，也是聪明的；我更相信，人民与社会是具有足够的分辨能力、判断能力。”

　　就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问题。我早在1997年就鲜明的提出，中国宏观经济首次成功软着陆之后，经济发展首要任务是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而后，不断地向决策者和全社会发出警告：中国进入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进入高失业阶段（1999年7月）；《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2002年5月）。历年中央经济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就业问题时的基本判断一直是：“我国就业压力增大”。直到2002年9月，全国再就业会议上，江泽民和朱鎔基同志首次用“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来说明中国就业与失业问题的严重性。我的体会是：作为一个学者，做学问不仅要严谨，而且应当“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陈云），要学会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呼吁，持之以恒地为人民做出知识贡献。

　　知识传播不是竞争性的。我可以照亮你，你又可以照亮别人。知识与投资不一样，不是我投给你一个亿我就少了一个亿。知识的传播不是竞争性的。我可以照亮你，你可以照亮别人，但是，我仍然拥有这个知识。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知识是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重要任务。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与决策相关的知识信息会取得明显的而且是长期的效果。

　　成功者不会永远成功，失败者也不会永远失败。成功者往往有两类：一是靠他人成功；二是靠自己的努力。真正的成功者需要向社会证明自己的成功，靠自己努力获得成功，而不是依靠他人。一个人成功几次比较容易，但是几十年甚至终身成功是最难的。真正的成功者一定是那些不断成功、不断突破自我、能够持续发展的人们。我还会继续证明我的成功。

　　中国改革、开放是世界最令人瞩目的，也是我们活动的最大舞台。现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新问题都需要用经济学的原理进行理性分析、提出解决办法，为我们新一代学者提供了一个日益广阔的学术研究天地。我们有幸赶上了这个时候，进入了这个天地，能够以知识的获取、创新、传播和交流为社会作贡献。

　　我觉得中国的学术舞台太诱惑人了。我不会停止研究步伐，而且还会在这个领域不断地进行研究。因为在国情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新的挑战和发现新的疑点，正是这些挑战和疑点魅力无穷，让人致力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也让人从中获取更多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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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教授简历

　　胡鞍钢， 1953年4月27日生于辽宁省鞍山市。1969年－1976年，先后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场插队和华北地质队务工；1978年－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1991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1993年，美国Murray State University 经济学系访问学者；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客座研究员；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客座研究员。

　　胡鞍钢于 1990年获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二；1991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3年被中国科学院破格聘任为研究员；1994年《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被中央宣传部评为“五个一工程” 、“一本好书”；1995年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选，获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中国经济研究资助”。

　　现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国土与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第二届）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第四届）委员、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