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纪末中国学者成功地制造了一套天文装置—— 水运仪象台，它是由浑仪、浑象和计时仪器构成的一个统一体系。在其计时器部分，擒纵机构被采用。作为全球首台成功的机械擒纵装置，它是世界近代意义上的钟表的鼻祖。这种技术最初的发展是由于协助占星师为皇帝预测君权的需要，但后来发展缓慢，因中国社会并不重视依附于时间的计算，知道如何精确计算小时和分钟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政府官员的时间是受皇帝支配的，任何时候都以击鼓和敲钟来召唤他们，钟表对于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工匠、商人的意义很小。

　　意大利传教士马太·赖丝（ 1552－1610）精于钟表制造技术，1601年他来华时带了两台八音钟希望献给当时的明万历皇帝，可是地方官员把他扣留了，直到他们得知皇帝急切希望得到他带的礼物时才将他释放。皇帝觉得这个以一个特别的塔作为钟壳的机械，其台饰非常有趣，于是委托传教士法格吉·瑞其维护。瑞其还培训了几名宫中太监对钟表进行维护和保养。

　　法格吉·瑞其去世后，他的继承人、神父隆巴蒂开发了用赠送精美礼物来维持与中国良好关系的新计划。 1613年间隆巴蒂指派神父尼古拉斯·曲考特前往欧洲争取欧洲皇室的支持。曲考特非常成功地从西班牙的国王和巴伐利亚的威廉公爵等处收集到许多好礼物。

　　曲考特研究中国文学，得知中国和欧洲都对活动人物有兴趣，因此他从欧洲收集的礼品中相当一部分是带有活动人物的钟。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是来自巴伐利亚的科隆、弗迪南德选送的钟：该钟有着精心的布景 ,有关于描述基督诞生的故事,神圣的创世者全都出场，整个过程伴随着机械演奏的摇篮曲。这座基督降生钟及其他许多有价值的礼物被带到中国，这一切在曲考特的著作中都有详细的记述，并按教会的规定保存在档案馆中。

　　不幸的是，就在曲考特即将抵达中国之前（ 1618年），万历皇帝开始下令要求基督教教士离开中国。虽则宫廷的内务总管太监提出反对，因为需要传教士来维护钟表的运行。皇帝的态度也缓和下来，表示如果传教士愿意照管宫廷钟表的话，可为其提供生活区域；但是，当曲考特的船到达中国时，一切还是太迟了，皇帝不再愿意允许传教士毫无拘束的活动。曲考特从欧洲带来的大量珍宝被出售以充实教会的资金库，幸而大多数有价值的钟表被传教士收藏，二十年后传教士又被允许回到北京并要求开设钟表行,为得到更多的宠信，他们将这些钟表赠送给了当时的崇祯皇帝。

　　随着传教士们带来的钟表工匠日趋增多， 1626年，中国第一个钟工厂落成,中国的钟表制造业也逐渐成长为一个繁荣的产业。1627年，中国一位叫王成的学者详细记述了一种以水流为动力的计时装置，他称其为“漏壶”。这一非凡的机械结合了西方钟表对白天时刻的划分方式，和中国将夜间划分为不同长度周期的习惯。

　　清朝初年，结构更复杂、装饰更精巧的钟表成为非常时尚的礼品，地方政府经常从欧洲钟表商或中国工厂处购买钟表作为贡品，因此引发欧洲钟表商对这些官方采购项目的激烈竞争。

　　在清康熙 (1662-1722)年间，钟表制造业得到飞速发展。康熙在北京宫廷“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建立了钟表局。钟表工作室在广州、福建、南京、苏州、扬州及其他主要城市开始迅速建立。宫廷长期雇佣手艺人修理各种器械及其他项目。到1691年，即康熙登基的第三十年，众多工匠从宫内迁出并建立了一个有150个房间的工厂。1693年之后工厂被拆分为几个种类的车间，约12年后再一次扩建数个车间。

　　1707年康熙皇帝雇佣了50岁的瑞士籍人弗朗西斯·路易斯·斯坦迪掌管“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负责钟表制造，直到他1740年去世。斯坦迪在清廷工作的33年间，教授了百余名中国技工制造和维修各种种类的钟表。

　　1771年，清官吏蒋德逸从欧洲回国后出版了《法国游记》一书。描述了西方的习俗，并提到钟对欧洲人来说非常重要。尤其让中国人倍感兴趣的是西方人用钟来计算烹调食物的时间。此书很大程度促进了欧洲钟表向中国贵族和富人的推销。在18世纪，出口到中国的欧洲钟表几乎全部来自英格兰，1800年后法国和瑞士也开始向中国出口钟表及自控装置，之后瑞士逐步取代英格兰成为中国钟表第一输出国。

　　在清乾隆盛世年间 (1736-1795)，“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极为兴旺。故宫博物院现存的大多数藏品都是乾隆年间制造。那些钟上都标有生产日期或制造商记号。然而，只存在极少的记载单独记录着钟的本身。1795年以后，清宫廷钟表制造急剧减少，造办处被关闭，其工作室只保留一小部分负责维护宫廷已有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