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攻计划经济的“坚”。有的“坚”已经攻下来了，有的“坚”还没有攻下来，这些都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最顽固的“坚”，需要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在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

　　中国的改革所面临的“战略提升”的历史性课题，其中之一即为经济领域体制创新的战略提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创新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在推进中也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基于此，“十一五”期间，面对新的情况、新的矛盾和群众的新要求，须下功夫切实提升经济体制创新本身的层面。根据本人研究，建议沿着以下三条线路提升：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体制

　　此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也重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还没有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指导性理念来提出，缺乏深切的人文关怀，下一步要从促进人自身发展角度来研究体制创新问题。

　　“以人为本”的“人”：从横向说，不应指“某一部分人”，而应指“全体人民”；从纵向说，不应仅指“当代人”，而应包括“后代人”；从内核分析，不应是“单需”之人，而应是“多需”之人。老百姓既盼望“经济发展”和“生活殷实”，也盼望“民主健全”和“社会和谐”，这也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几个主要支点。

　　因此，从国家层面来说，应抓两条：一是力克腐败 ,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性措施。二是确保民生，具体来说，就是各级政府应在劳动者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义务教育等方面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其中“基本公共服务部分”应该逐步实现平等化。只有建立这种有效的公共服务体制，才有可能在现阶段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二、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源环境的严重约束，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略瓶颈。同时，资源环境也涉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人”塑造和寻求“代际公平”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在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和技术方面作文章，还要在制度创新上找出路。

　　第一，尽快建立“现代资源产权制度”和“现代环境产权制度”。现在流行的对国有资产及产权制度的把握是比较狭窄的，大多只瞄准国有工商企业。其实国有资产至少包括三大类：经营性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资源性国有资产。如果说前两类价值量以几万亿元、十万亿元计的话，那么资源性国有资产则以百万亿元计。此外还有容易忽视的环境产权。这是中国保持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最重要方面。对此，需建立一整套资源环境的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制度。

　　第二，着手推进资源的价格制度改革。应使各种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土地资源、油气资源以及各种矿产资源之价格能充分反映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真实成本和供求关系，特别是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由于上游的价格改革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下游的公用事业价格，因此要采取措施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第三，着手推进资源方面的税收制度改革。调节资源环境方面的利益关系（包括在财政税收和资源环境利益方面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等），如尽快调整有关资源税，实施燃油税，并增设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征税。

三、正确处理“一化”与“四化”之间的关系

　　“十一五”期间，我国进入加入 WTO后扩大开放的“后过渡期”，面临经济全球化潮流涌动和国际经济旧秩序交织存在的复杂情况。如何处理好“一化”（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四化”（国内正在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及国际化）加快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问题。

　　一方面，要按照“互利双赢”的开放战略要求，主动改革国内现有的相关体制，特别是外贸和外资管理体制；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包括外贸增长方式的创新，合理界定中国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克服“过度依赖症”的体制因素；围绕本土企业“立起来”和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进行制度变革。

　　另一方面，建议把握国际规则的主动权，真正站在国家和整个民族的立场，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包括产业安全应对机制、贸易摩擦应对机制、资本并购应对机制等，国家不仅在技术上“自主创新”，而且在整个发展上寻求“自主立国”。这都是新问题，尚缺乏成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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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简介

　　常修泽，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9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常务副所长。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担任全国高校经济学学科专家评议组成员。1995年调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教授、中外企业集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组组长、中国经济学术基金（香港）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特聘专家、香港政策研究所特邀顾问、香港中小企业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台湾社会大学台商学院兼职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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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创新面临四大问题

　　第一，财富创造方面的体制和机制创新进展相对较快，但社会财富分配方面的体制改革却严重滞后，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的矛盾相当尖锐。

　　第二，企业和市场等微观经济基础已发生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变化，微观活力有所增强，但宏观层面的政府改革却步履维艰，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等现象严重存在，特别是在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建立高效廉洁、公正透明的公共服务体制方面颇不如人意。

　　第三，竞争性行业的改革相对来说有一定成效，但垄断性领域的改革（不论是对“不合理的行政垄断”，还是对“变异了的自然垄断”的改革）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某些集团的“经济性垄断”也开始显露苗头。

　　第四，经济改革的推进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但整个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协调度不够，经济体制创新如何与发展模式创新紧密结合，包括如何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如何使政治、社会等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协调配套，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