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清华大学的关系是清华大学 95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关系既凸现出1949年后清华大学自身跳动着的时代精神的脉搏，又凝聚了毛泽东领导的党和国家与清华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间关系的特定内涵。

大战之初

　　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最早关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三次电告解放军，保护清华大学和名胜古迹。 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挺进北平北郊，进入万寿山与圆明园遗址之间的平川地带时，遭到圆明园附近丛林敌军的猛烈炮击，敌军企图以周围名胜古迹和清华、燕京等著名高等学府来阻挡解放军的进军。解放军迅速避开圆明园遗址和高校区，绕道而行，并于次日占领丰台。

　　当时，清华园遭到炮击的误传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在毛泽东“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的指令下，解放军在清华、燕京、圆明园等地用步枪、刺刀和手榴弹与敌交战。 12月15日，清华园获得了解放。

　　17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电令：“……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中减少损失。……”次日晚，解放军前线部队的两位干部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教授带领，来到建筑工程学系主任梁思成教授家，请梁先生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城名胜古迹的位置，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备万一和平谈判失败而不得已攻城时，尽可能地保护文物建筑免遭损失。

建国以后

　　进入 1949年，清华大学开始了新的历史篇章。清华大学成为毛泽东时常高度关注的大学之一。

　　1950年6月，毛泽东应张奚若教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转达的清华师生员工的请求，为清华大学题写了校名，他一连写了六遍“清华大学”，谦逊地自荐“右下草书似较好些”。

　　毛泽东在 50年代经常关注清华大学的动向。例如，在1957年1月18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大家关注学生思想动向，并且表扬了邓小平来清华给学生做报告一事。6月11日在“反右”斗争进入关键之时，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前来清华大学并致信党委主要负责人，了解有关动态。7月8日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到了清华党委内的斗争。7月17日在青岛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时，还举例说清华大学党团员占80％，“但党的领导权并不巩固”。在1958年1月12日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到了清华几个党支部所谓“叛变”的问题。这些都表明了毛泽东对清华“反右”斗争的关注。

　　然而， 1958年底，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清华大学材料上的批示，对于遏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做法及倾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年12月22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1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65期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材料，致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教育、文学艺术、科研单位的党组织成员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中宣部的这份材料可谓是在“反右”斗争之后对知识分子“左”的政策的一次纠正，它主要报道了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出现的几点认识：一是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二是高级知识分子都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三是学校提群众路线不妥，应当走阶级路线；四是党员可以取代教师，党支部可以取代教研组的工作。清华大学党委纠正了这些错误。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及这个材料。

　　60年代，毛泽东则把清华大学视为实践其“教育革命”思想的一所重点大学。1964年春节，毛泽东召开了著名的“春节教育座谈会”，有5位中央领导人陪同，请了11位民主人士和文教部门负责人参加。毛泽东对教育工作做了建国以来第一次集中而又严厉的批评。出席座谈会的蒋南翔校长只隔三天就主持清华党委学习、讨论和贯彻。8月29日接见外国教育人士时，毛泽东继续强调他的教育思想，并说：“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

如水之交

　　毛泽东与清华大学一些师生员工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也同样体现出清华大学的非凡历史。

　　1948年11月，毛泽东与刚到解放区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晗长谈，中心话题是吴晗著的《朱元璋》一书。毛泽东在读了此书的原稿后，11月24日致信吴晗：“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处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吴晗随后于50年代和1964年把毛泽东的批评采纳到《朱元璋传》一书的修订本中。谁能料想，吴晗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底所遭的厄运，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1949年8月，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他在文中热情赞颂了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愿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如今，闻一多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纪念塑像坐落在水木清华风景地带，为世人敬仰和怀念。

　　1949年10月，毛泽东复函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表示欢迎冯先生的进步，告知冯先生改正错误“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先生当时接到此信，“心中有一点有反感”，经过三十多年的锻炼，冯先生才懂得了此信的意义。

　　1950年8月，毛泽东致信周恩来，对清华三位毕业生来信反映工作中学用不一的问题给予关心。

　　1954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多次来清华体育馆游泳池游泳。毛泽东向清华接待的干部称赞蒋南翔校长的工作，并对他本人由警卫人员陪同而“和群众隔离开来”表示了无奈。

　　50年代，毛泽东曾邀请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刘仙洲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在接到梁思成教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后，毛泽东于1956年2月24日把此信转交给刘少奇、彭真，支持梁先生的入党要求。1959年全国第一届运动会期间，毛泽东接见清华大学体育教研组教授马约翰，称赞这位著名的体育教育家是“中国最健康的人”。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对清华老知识分子的关怀。

　　1957年5月，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发表了《花丛小语》。借助于当时的鸣放形势，黄先生以散文的形式，通过中国与美国城市的市政建设比较，批评了北京市政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同时，他还谈了有关人民内部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事后，毛泽东听取有关汇报并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既指责黄先生“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又称赞“黄万里的诗词写得不错，我要看”。在1964年春节教育座谈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向黄万里之父黄炎培先生表达了类似的指责和称赞。

　　1959年9月，毛泽东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在听取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等专家的汇报后称赞说：你们工作得不错。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负责密云水库设计，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能理论联系实际，又能向工人农民学习，真正提高了教学质量，提高了教师水平，方向正确，要坚持下去，是高等教育工程的好经验。

　　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毛泽东也给予了清华老教授一定的关注。例如，他同意清华工宣队提出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等“给以出路”的建议，并把这一“经验”批转全国，这多多少少缓解了当时全国众多著名老教授的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