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研究述评

2012.08.14

马永斌  王孙禺

   【摘    要】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是组织间关系的一种形态。如何建立大学、政府与企业和谐共处、良性互动的关系状态是21世纪国家构建创新体系的关键与核心。本文对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发展的实践模式进行了介绍，阐述了三者间关系建立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有关大学、政府和企业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问题。文章最后对未来有关大学、政府和企业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 键 词】大学；政府；企业

【作者简介】马永斌，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助理、研究中心主任

王孙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顾问，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

一、问题提出

大学作为一种具体形态的组织类型，其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封闭走向开发，从脱离社会的象牙塔到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从只关注大学内部事务管理到越来越注重大学发展的外部环境控制的过程。特别是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社会的背景下，大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开始逐步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依存与广泛合作的关系。这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使得现代大学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一个由众多利益相关者群体构成的组织网络中的一个单元。

政府和企业是影响现代大学生存和发展最为重要的两大利益相关组织，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与政府（纵向制衡因素）和企业（横向制衡因素）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以大学为轴心形成的诸多组织网络关系中，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特别是在我国构建创新体系的框架下，作为创新主体的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开始以共同的利益需求为纽带紧密地凝聚在了一起，形成三种力量交叉影响且相互依存的组织间关系，共同推动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在这样一种新形势、新背景下，如何寻找到大学、政府与企业和谐共处、良性互动的关系状态，促成各得其所共生共荣的关系格局，如何确立大学在组织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就成为21世纪大学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因此，理顺大学与政府、企业等核心利益相关组织之间的关系，从复杂多变的相互作用中寻找出三者间关系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就日益显得迫切和需要。

二、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发展的实践模式

本文中所指的大学（university），主要指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它们拥有较丰富的知识储量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较强的创新能力，其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本文中所指的政府（government）为泛指概念，主要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及其相关的支配力量，既包括有形的组织形态，也包括无形的思想和政令等。政府往往拥有资金和组织调控能力，是技术创新政策和环境的创造者和维护者，能够承担一定的技术创新风险。企业（Enterprise）一般是指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从事生产、流通与服务等经济活动的营利性组织。作为产业外在表现形式或构成单元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需求和催生高技术产业的物质能力，能敏锐地捕捉市场动态和人们需求。

从实践层面来看，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发展具有如下三种典型模式：

图一  大学、政府和企业关系的三种实践模式

（一）国家干预主义模式

在国家干预主义模式中，国家政府包含了学界和业界，政府是社会的主导机构，在项目开发和创新活动中占有领导地位，控制着大学和企业并通过官僚机制对企业和大学进行自上而下的协调，企业和大学则被看作是相对弱小的机构，基本上是政府的下属部分，接受政府的控制和领导。

这种模式通常会在国家处于危急时刻、战争状态时采用，或者会在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法国、挪威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看到[1] 。

（二）自由放任主义模式

自由放任主义模式是一种大学、政府和企业在各自范围领域内运行，彼此间关系松散的组织间关系形态。在这种模式中，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具有严格、清晰的组织边界，企业=生产，政府=调节，大学=基础研究[2]。也就是说，大学是基础研究和合格人才的提供者，其功能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政府是政策的调节者，在市场功能失灵的情况下给予干预，发挥有限作用；企业则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遵循市场规律自我运行。由于三者之间的依存度较低，互相之间的依赖性不强，使得大学、政府和企业相对独立与分离，只少量地越过牢固边界进行相互作用。

在自由主义模式里，大学、政府和企业虽然具有了平等的地位，但是三者不存在互动关系。注意保持边界、分离机构范围、保留机构独特的作用以及公司是经济活动的场所，这些都是自由放任主义模式的特征。自由放任主义模式通常会在80年代以前的美国见到。

（三）三螺旋模式

无论是在国家干预主义还是在自由主义模式下，政府和企业都是社会的主要机构，而大学则被限制到次要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知识经济和全球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下，作为知识生产机构的大学的地位与功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开始由社会的次要机构上升为与政府和企业同样重要的社会主要机构，大学与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开始以共同的利益需求为纽带紧密地凝聚在了一起，形成了三股力量交叉影响且相互依存的组织间关系形态，共同推动着国家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体系的形成。

美国学者埃兹科维茨（Etzkowitz）教授和荷兰的劳德斯多夫（Leydesdorff）教授利用生物学中有关三螺旋的原理将这种模式形象地比喻为“三螺旋模式”。在三螺旋模式中，大学、政府和企业打破了原有的组织边界，并在边界切面上搭建起新的桥梁，大学具有了许多企业的功能，企业与学校建立起密切的技术合作和人员培训关系，而政府也积极协助企业和大学建立技术开发中心，鼓励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这种相互渗透的组织间关系将具有不同价值、功能的大学、政府和企业融为一体，形成了知识领域、行政领域和产业领域的三力合一，不仅促进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更促进了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的共生共长。

三螺旋模式强调大学、政府和企业建立广泛而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但同时，它也强调每个机构保持自身的独特使命。比如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机构，教学、研究和服务仍然是它的核心使命。即使当大学履行政府和企业的一些功能时，它也仍然担负着青年社会化和知识传播的特殊使命[3]。三螺旋模式的核心在于推动价值创新。在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大学、政府和企业的三重螺旋关系，正逐渐成为各国创新战略或跨国创新战略的关键组成部件，成为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

三、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形成的理论基础与动因分析

（一）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形成的理论基础

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是组织间关系的一种形态，有关组织间关系形成的动因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资源依赖理论、战略选择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制度理论以及组织生态学理论等。这些理论也为我们理解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形成提供了经济学、制度政治学、行为学等多学科理论视角。

1．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是一种以开放系统框架为基础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是自给自足的，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与环境中其他组织进行交换，以获取必要的资源(Scott， 2002)。获取资源的需求产生了组织对外部的依赖，而资源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则决定了组织依赖性的本质和范围 (Scott， 2002)[4]。普费佛和萨兰奇科是资源依赖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们在1978年出版的《组织的外部控制：资源依赖的视角》一书中提出了资源依赖理论的四个重要假设：（1）组织最重要的是关心生存；（2）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拥有全部资源；（3）结果，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因素互动，而这些因素通常包含其它组织；（4）生存因此建立在一个组织控制它与其它组织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

从资源依赖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任何组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总是处于与其它一个或多个组织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之中。大学、政府和企业正是由于彼此间资源的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而凝聚在了一起，成为一种重要的组织间网络形式。在大学、政府和企业形成的组织间网络关系中，大学依赖于企业的经济实力，获取科研经费和资金支持，依赖于企业为其提供教学实验与实习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以及产品孵化基地；政府是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大学依赖于政府为其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依赖于政府为其发展提供适宜的政策环境与宏观指导；而政府和企业则希望借助大学的人才优势、科技优势和知识优势，获取优秀的人才支持、高质量的科技成果，从而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

正是由于大学、政府和企业分别拥有独属于自身的专用资源，使得三者能够因为资源的互补性而建立组织间关系，通过组织间关系形成实现资源共享，做到优势互补，密切协作，从而减少外部环境控制的复杂性，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每一个实体都能够与环境相适应。因此，互补性资源构成了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形成的重要基础。

2．交易成本经济学

交易成本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一个组织应如何组织它的边界范围活动，以降低组织的生产和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可以说，效率问题是交易成本经济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正如威廉姆森所指出的，追逐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效率规律决定了对经济活动的不同组织形式和行为的选择。

根据交易成本经济理论，组织间关系是介于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组织间关系的形成是为了获得一种最低成本的制度安排，减少由市场失灵带来的不确定性，并降低与等级制度相关的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组织间关系就是为了提高组织的输入/输出比，比如组织为了增加投入的回报，或者是减少单位成本、浪费、停工期等等。

大学、政府和企业在开展高科技创新活动过程中，就每一个单个的组织而言都面对着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创新风险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强等问题。建立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的合作联盟，形成创新网络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通过建立大学、政府和企业的网络关系，借助于合作各方的力量，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协同作用，可以有效地降低创新风险、投资成本，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效率，从而增强大学、政府和企业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

3．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关系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只要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或组织的合作性活动，就会构成委托代理关系。现代意义上的委托代理理论最早是由罗斯（Ross.S，1973）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不对称：一是利益的不对称；二是信息的不对称。而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不对称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种显明或隐含的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或一些人或组织授权另一个人或组织为他们的利益而从事某些活动，与此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依据其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相应的报酬[5]。 委托代理理论对于解释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提供了另一全新视角。从该理论出发，大学、政府和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由于具有不同的职能、分工，资源的专有性以及知识技术和能力的异质性，三者间存在着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是委托人，代表社会向大学和企业投资，委托大学和企业培养人才，进行知识与技术创新，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又是委托人，高校是代理人，政府则是中介方。

由于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因此在这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三者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为了确保三方能够在合作中实现共赢，从而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就要求委托方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要能够使代理方同时实现其利益目标。因此，如何平衡三方在合作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如何妥善处理好各方的利益关系就成为影响和制约三者间合作的重要因素。

4．组织生态学理论

组织生态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组织种群生态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组织作为生态系统的成员之一，应通过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组织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通过组织间的相互依存与共生使组织间关系达到相互交融、兴衰与共、和谐共处的境界，以此实现整个生态系统共同进化的目标。因此，“协同进化与共生共荣”是组织生态学的核心观点。

从组织生态学视角出发审视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发展由于不同的利益追求与目标正逐渐交织在一起，彼此间正在形成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生共荣的网络关系。大学是创新的源头、科技成果与人才培养的基地，它们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利益的主体、风险的主体，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基地；政府是政策、环境的制定者和营造者，对大学和企业的发展行使宏观调控，提供政策扶持。在这种网络关系中，无论其中哪一个主体发展进化，都必然会推动另外两个主体的变化。大学、政府和企业在合作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朝向共同的方向转变，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不断进行着组织创新。

（二）各主体参与三者间关系的动因分析

资源的互补性是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形成的基础，而这种关系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则来自于三方的共同需要以及各不同主体利益追求的满足。因此，可以说利益是大学、政府和企业结合的重要驱动力，也是维系三者间关系良性运转的纽带。也正是由于此三方才能够做到优势互补、密切合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围绕着利益这一核心目标，每一参与主体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具体的利益诉求，下面，我们将对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中各参与主体具体的利益动机加以分析。

1．大学在三者间关系中的利益分析

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机构，拥有丰富的知识资源、技术资源和人才资源，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但在另一方面，其自身发展却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因此，大学参与三者间关系的主要利益追求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扩大办学经费来源。随着国家教育科技政策的调整，大学获得国家纵向拨款的比重有所下降，大学自身面临着拓宽研究经费来源的挑战。而与企业进行合作，则可以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对外有偿服务等形式补充大学经费的不足，改善办学条件。（2）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大学拥有雄厚的科研成果，但应用于产业的不足10%，绝大部分科研成果有待于向企业转化。然而，大学受设备条件、人力经费、政策环境的限制，将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着现实的困难。而企业和政府则为大学进行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了试验基地、新产品孵化器以及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不仅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同时也使得大学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工作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更强。（3）带动大学内部教育教学体制的改革。学校通过与政府和企业合作，把握了社会和产业的需要，可以促进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办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并据此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和规模，增设短缺、新兴学科和专业，从而带动整个学校教育教学体制的改革。（4）更好地发挥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现代化大学具有教学、科研和服务三种功能，大学与政府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是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具体体现。我国的大学肩负着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重担，与企业合作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服务；与政府合作为区域经济繁荣发展提供服务是现代大学的一项根本使命。

2．政府在三者间关系中的利益分析

政府是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三者间关系中主要起宏观指导、政策导向以及组织协调与服务的作用。政府参与三者间关系的主要动机具体表现在：（1）整合资源，提升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政府作为组织者和指导者参与三者间关系，可以有计划、有目标地将分散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集中优势力量对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重大科技项目进行联合攻关，从而提高我国整体创新水平，增强综合国力。（2）集中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发展经济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政府不仅可以通过参与三者间关系获得优秀的创新型、知识型人才，提升区域的整体创新水平；而且还可以通过参与三者间关系调整产业结构，有目的地促进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3）发挥各参与主体的特长，提高研发活动的投入产出比率。政府为了支持技术创新，往往会投入巨资来进行研究开发，可并不是所有的研究开发成果都能与实际产业相结合。为了提高研发活动的投入产出水平，建立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既可以充分发挥大学在知识技术方面的前沿性，又可以发挥企业与市场结合的紧密性。企业界与学术界的共同参与，既提高了研究开发的投资效率，又实现了科技与经济的完美结合。

3．企业在三者间关系中的利益分析

企业作为一种营利性机构，以创造利润、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企业参与三者间关系的主要动机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具体表现在：（1）节约科技开发成本。目前，我国企业的研发能力普遍较弱，而研发的投入更是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仅凭企业自身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是一种极不经济的行为，而通过与大学进行合作，则可以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前沿的科研成果，从而加快产品开发进程，增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2）风险共担。研发活动本身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此，降低风险是企业寻求三者间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动机。企业可以通过与大学、政府的合作，实现科技创新资源的互补，获得有利的政策环境支持，从而减少创新活动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3）管理创新。企业通过三者间合作在获取高质量的人才、优质科技成果以及良好的外部政策支持的同时，还可以依托大学丰富的教育资源为企业培养人才，引入先进的管理理论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带动企业管理观念的变革与创新，提高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效率，增强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

四、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研究现状

应该说，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关系的交互作用发展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期，但真正开始对三者间关系进行研究却是近几年的事情。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有关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关系的提法，首先见于日本产经联在1981年开始实施的《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中，其中心内容是保证“政府、企业、大学”各方面力量相互协作和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6]。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问题开始在国际社会受到国家和科技政策部门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也随之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但就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相关的报告、文献之中，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更多的仍在关注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研究上，很少涉及到政府层面。

直到1995年，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开始形成体系，其标志性研究成果就是大学、政府和企业三重螺旋模式的提出。美国的亨利·埃兹科威兹博士和荷兰的劳德斯多夫教授是三螺旋创新模式理论的奠基人。他们提出的三重螺旋创新模式指的是“作为社会主要机构范围的大学—产业—政府三方积极合作与协作，每一个机构范围都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同时又保持各自的独特身份；在合作中每一个机构范围都可以起其它机构范围的作用，都可以成为创新组织者”。[7]这两位学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改进，还对大学、企业和政府三者合作关系的测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三重螺旋体算法，即Triple Helix Algorithm(THA),为大学、企业和政府关系研究开创了定量化的模型和方法，具有里程碑意义[8]。

《三螺旋》一书是亨利·埃兹科威兹博士关于三螺旋专题研究的代表著作。该书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未来的社会创新组织机制的发展趋势；（2）知识经济条件下大学的地位与作用；（3）在区域层次上，三螺旋是怎样形成和运行的，又是怎样促进创新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9] 三重螺旋创新理论一经提出便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可，并成为目前有关大学、政府和企业关系研究的主流模式。在埃兹科维茨教授和荷兰的劳德斯多夫教授的倡导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欧盟及荷兰教文科部联手发起召开了一系列大学、政府和企业三重螺旋专题研讨会。三重螺旋国际会议也为学术界和政策分析家们讨论理论与实证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表一  三重螺旋国际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带来的负面的社会危害，以追求生产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大学、政府和企业三重螺旋框架开始发生变化，并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了。有关第四螺旋，即将公众作为第四根轴线加入三螺旋结构以抑制单纯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论点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2002年哥本哈根召开的三螺旋结构第四届会议特别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图二 第四螺旋图

（二）国内研究现状与不足

在我国，提到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经常的提法是“官产学”。这一概念在1993年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被首次提出[10]。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产学研领域，有关产学研的研究成果更是不胜枚举。如徐辉（1990）的博士论文“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论大学与工业的关系”对大学--工业关系作了一番经典性的研究。吴坚（1991）硕士论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探讨了中国大学与产业实践结合的问题。刘力（2001）的博士论文“产学研合作的历史比较与现状研究”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产学研”关系上[11]。

2001年，学者胡恩华、郭秀丽在其针对“产学研”问题的对策研究中提出了“官产学研”合作的研究视角，对官产学合作中的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的各自职能进行了相应的界定，并对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为纽带的新型合作机制进行了研究。学者刘力也在多篇文章中分析了产学研合作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政府作为组织协调者参与产学研的必要性，认同了官产学合作的理念。

但是，直到今天有关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关系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见。国内学者偶有涉及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边伙伴关系研究的，也只是轻描淡写，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与框架。从我们收集的文献来看，我国学者对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大学和企业、大学和政府、企业和政府的双边关系进行研究，而其中，大多数文献又以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研究为主（即产学研）；其二是对国外有关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对国外特别是日本、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的成功经验进行归纳和总结。这方面的研究又以兰州大学王成军博士为代表，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三重螺旋：官产学伙伴关系研究》和《官产学三重螺旋研究——知识与选择》两本专著中。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比较零散地对我国官产学合作的理念、必要性、合作动因以及官产学合作的运行机制、组织架构与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曾国屏（2001）的“中国大学产业政府关系——一个崭露的国家创新系统”；余雅风和郑晓齐（2003）从合作创新的角度对大学--企业关系中政府的作用模式作了一定的探讨；王成军和王沛民（2005）剖析了有关“产学研”的疏忽与纰漏，给出了“官产学”的协同模式，并在三重螺旋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大学、政府和企业的三重螺旋体算法（THA）对中国大学、政府和企业关系进行了测度；王英俊、丁堃（2005）分析了官产学研型虚拟研发组织产生的动因等。但就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尚未涉及中国大学、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基本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在理论深度或者是现实关注层面都明显不够。

可见，与国外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相比，我国学者对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关系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还未形成一套体现我国特色、适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理论体系或模型，而源自于我国学者的创新性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但是，从实践的发展来看，我国大学、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正日趋紧密，三者结合形成的创新网络正在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而在当今高新技术时代开展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已明显不同于过去，三者之间关系在经费支撑、专利申请、法律保障、人力配置、资源分配、利益分配、技术政策、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或层次上具有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因而也就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的研究。

五、未来研究的设想

应该说，我国学术界对“大学、企业和政府”三者间关系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官产学”层面。我们认为，官产学的提法略有不妥。一方面，“官”的色彩比较浓重，容易将政府作为发号施令的管理部门，不能很好的体现政府、大学和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的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另外一方面，“官产学”这一提法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英文表述，极大限制了我们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因此，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中应采用“大学、企业和政府”（University Industry Government）这一词组。

本文认为，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是组织间关系的一种形态，利益问题是维系三者间关系的基本问题。三者间关系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围绕利益分配问题不断博弈的过程，其最终追求的目标也便是获得三者利益的平衡，实现大学、政府和企业的互利互惠与共建共赢。因此，我们的研究将会在继承现有大学、政府和企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用生态学的相关术语和社会网络理论的方法论，从资源和利益视角出发对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进行更为微观的研究，深入探讨三者间关系的合作机制与运行机制、治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信任机制、激励机制等问题；重新审视三者关系中大学、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角色、社会责任和权利，揭示三者关系的本质、内涵及发展规律。

我们试图通过这种研究，对如下问题进行解答：大学作为一种知识文化机构，在三者间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责任、权利和利益是什么？相应地，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的集中体现，它的责任、权利和利益是什么？政府作为一种政治的集中体现，它相对于大学和企业的责任、权利和利益又是什么？而同时，我们还将关注如何为大学的发展营造一个和谐的组织间关系网络，如何增强大学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进而提高其在组织间管理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促进大学在与政府和企业的博弈中实现共生共荣的目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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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青年项目”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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