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斌 刘 帆 王孙禺
【摘 要】大学、政府和企业的有效合作可达到科技资源运用的高效率与高效能。探讨了美国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中三者各自的角色定位、合作的特征与不足。认为政府主要是提供完善的法律、政策环境和有力的资金支持，大学主要为合作网络内的创新活动提供知识和人才来源，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以主动加强合作的方式推动持续创新。美国的大学、政府、企业合作具有动态开放、共生共赢等特征，初步形成了市场和价值传到机制，但是也有政府定位不准、缺乏长效利益机制等不足。
【关 键 词】大学；政府；企业合作；角色定位；硅谷；128号公路
【作者简介】马永斌，现任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助理兼研究中心主任
一、 美国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中三者的角色定位
1. 1政府：提供了完善的法律政策环境和有力的资金支持
从美国的科技制度分析来看，对于科学技术与技术开发，美国过去曾一向奉行放任自由的(Lais- sez- faire)政策。直到布什于1945年发表《科学——无止境的领域》这一报告确定了“科学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的政策基调之后才有了彻底的改变。尤其是到80年代以后，有关政府、企业、大学、国家研究机构和民间研究部门合作研究及相关事宜的法律法案及政策纷纷出台。布什经过Bromley及他的工作小组14个月的反复修改后，于1990年发布了一个正式的政策声明，题为《美国科技政策》，为ATP提供3倍的预算。1989年颁布的《国家竞争性技术转移法》，明确规定技术转移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必要任务；以加强政府与工业界、商业界的合作研发。之后，又颁布了《军用技术转换、再投资与协助法案》（1992年)、《技术转移促进法案》（1993年)、《国家合作研究与制造法案》( 1993年)等等，这些法案的颁布和实施促进了更多的企业参与了联邦的合作研发协议(CRADAs)。
另一方面，在面对越来越多的拥有美国和国外实验室先进科技能力的公司强力竞争，联邦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开始通过促进企业的合作研究、鼓励大学与企业在技术发展上的合作，支持企业与国家实验室的合作，尝试用一系列计划来加强民用技术的创新能力。这些计划有：促进制造业科学发展的国家中心计划、半导体研究协会计划、新一代汽车合作计划、技术再投资计划、人类基因组图谱计划等。同时，联邦政府更加重视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方面的科技政策。1993年，白宫发表标志着国家技术政策声明的《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报告。1994年8月白宫公布《科学与国家利益》报告，确立了美国科学政策：1996年7月白宫又推出了《技术与国家利益》报告，确立了美国的技术政策。而在1997年递交国会审议的《塑造21世纪的科学和技术》科技政策报告，则制订了美国政府面向21世纪的科技战略；1998年出台了《开启未来——面向21世纪的科技政策》，希望能加深在新形势下科学技术如何为国家和社会目标服务的认识。总体上，美国科技政策从单纯科学技术政策转向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经济政策等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包括产业、大学(含研究机构)、政府合作方面的核心内容的政策主张，为大学、政府和企业间伙伴关系的建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用。
资金方面，在美国政府的科研经费中，各州政府对在其州内的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合作项目的资助计划也是其重要构成部分，且有力的推动了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发展。斯坦福工业科技园区正是借助美国政府在军事、通讯、航天、电子、生物等高新科技领域注入的大量科研经费，而迅速发展起来。
1. 2大学：积极寻求合作，为合作网络内的创新活动提供知识来源
这一特征在硅谷——斯坦福，128号公路——麻省理工学院科技园区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两个科技园区都是围绕大学而发展起来的，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推崇“科学与实践”并重，为科技园区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技术和产业基础。
斯坦福大学的工业战略的发展与雷德里克·特曼的推动是分不开的，他作为M IT电机工程的博士生，深受M IT及其导师凡尼佛·布什的产业思想的影响，在任斯坦福大学机电工程系的领导时，积极地担任产业咨询家，并通过他的学生，参与了许多从校园技术发明发展出来的新公司的建设。在特曼的努力下，斯坦福大学的实力剧增，迅速跃居世界顶尖大学之列，尤其在机电工程、电子仪器及信息科学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斯坦福大学与企业密切合作，不仅为企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成果、高科技人才，而且帮助其培训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本区域的产业及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而128公路的麻省理工学院不仅培养科学家、工程师，还培养和造就大批懂技术、懂管理、有创业精神、善于经营的新型企业家，可以称为创业者的摇篮。它既重基础科学研究又强调实践应用开发的传统，从而为美国工业的腾飞、军事的崛起和经济的强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作为该地最负学术声望、学术探索最前卫的研究型大学，它借助于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对128号公路园区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业联络网是M IT为业界、学界、政界提供交流接触的一种松散的联合组织，它实质上是一个信息交流平台。参加的公司每年付一定的费用并可以向企业发标，学院有义务帮助成员公司及时获得在学院内所产生的各种新思想和新技术的信息。这种工业联络网通过组成联合体、合同研究和专利转让三种形式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
1. 3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以加强合作的方式推动持续创新
硅谷的企业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竞争力的获得靠的是区域整体优势的发挥，所以硅谷发展的真理是：竞争要求持续创新，从而要求公司间的合作。这种合作文化渗透在区域内的各个角落，既包括老企业给予新企业的鼓励、建议甚至金融支持，也包括各公司工程师之间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公司内部各层次人员间所保持着的非正式但却经常的联系和合作。企业同时也在积极寻求与大学的合作，获得来自大学的技术与知识。
二、 美国大学、政府、企业合作的特征分析
2.1具有动态开放的特征
美国的科技园区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以硅谷为例，区域内的各机构之间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硅谷区域内的机构不仅指各种研究机构、企业和高等院校，还包括硅谷中存在着的众多正式或非正式的中介、协调和服务组织。这些机构组织不仅在各自所属的领域内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及由它们中几个所共同承担的合作任务外，彼此之间也是频繁的开展相互交流和学习活动。在硅谷内，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教育机构、研究机构还是企业或一些专业的行会，如果其自身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人员、信息及技术不能及时进行交流互会，那么它在硅谷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是无法生存的。
在这种开放性的影响下，硅谷内的机构也呈现出很强的动态性，每天都有大量的企业进入或诞生，而同时也有大量的企业退出或破产。企业间人员的流动更是频繁，带来了信息和资源的流动和共享，从而有助于这些企业紧跟时代新潮流，不断抓住一系列关键市场和技术机会。
2. 2初步形成了市场价值和信息的传导机制
美国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的构建中，除了企业孵化器、工业一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工业实验室、企业研发中心等形式多样的组织作为正式关系外，还拥有众多正式或非正式的中介、协调和服务组织。这些组织加快了市场价值和信息的传导，在合作网络中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在美国，风险投资业是企业发展的“金融发动机”。硅谷内衍生新技术企业的能力之所以如此，关键是成功的风险投资为区域内创造了一个崭新的金融环境。80年代的风险资本代替了军事契约，独立的风险投资家出现，使得该地区的半导体工业能够重新投资，促进新企业的产生。风险投资家不仅是区域内企业的关键资本，同时也处于社会与业务网络中的核心位置。
2. 3体现了共生关系的经济效益
美国政府通过企业孵化器、工业一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工业实验室、企业研发中心等形式来推动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的模式就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工业实验室和企业研发中心，通过与大学签订研究协议，不仅实现了本公司产品研发的目的，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了公司的影响力，而且为高校的科研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并为其学生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这种模式所创造的巨大价值已为实践所验证。贝尔实验室和通用电气公司研发中心就是最好的说明，贝尔实验室自1925年成立以后的60年间已获得21000项专利，平均每天取得一项或几项专利，科研人员中已有7人获得诺贝尔奖。通用公司与遍布全球的30所大学的70个系签定了研究协议，它还聘请了100名顾问，其中大多数是在大学工作，以助于促进人员招聘，提高通用技术。科技工业园区更是极大促进了当地大学的发展。以MIT为例，至2000年，MIT每年有3000多个研究项目，研究经费约4亿美元。从事研究工作的教员有1000多人，4000多研究生，以及大量的本科生。由此，MIT获得的价值远超过其所付出的成本。
2. 4孕育了合作共赢的创新文化氛围
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是基于对合作共赢的创新文化的共同认可，在硅谷到处体现着这种有利于创新的特殊社会文化的特征，并可以归结为：鼓励冒险、善待失败、乐于合作等。
首先是冒险的创业精神，在硅谷的区域内，几乎每个人都具有勇于冒险、不断进取的独特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努力创办新公司，都想成为亿万富翁，否则就被视为异类。另外这种冒险的创业精神还体现在区域内公司间人员的频繁流动，无论是公司内部的高级工程师、还是一般技术人员，呆在一个公司的时间平均是两年。区域内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创业文化，提供了无休止衍生公司的土壤，从而也提高了硅谷创新的持久力。
其次是善待失败，硅谷人允许失败。在硅谷失败了不丢脸，一家公司没干成再去干另一家公司。硅谷这种对待失败的宽松的气氛，使人人都想跃跃一试，开创新企业。
再次，乐于合作。正是由于这种合作的文化氛围，以及这种文化所具有的强烈的融入性和在区域内的迅速扩散，确保了知识和信息在各种水平的公司和产业间，从最低水平的技术人员到高级工程师之间的通畅流动。同时人与人之间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使得信息的流通更加快速，从而为区域的发展适应当今世界迅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环境准备了条件。
三、 美国大学、政府、企业合作中的不足分析
上世纪80年代的128号公路的衰落和硅谷发展的受挫，也反映了它们在大学、政府、企业合作关系的构建上仍存在许多弊端，主要有以下几点：
3. 1政府定位不准导致干预力度失衡
在8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科技政策倾斜于国防科技与军事的发展，面对芯片、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产业缺乏支持，从而出现了硅谷科技园区缺乏政策支持和128号公路政府主导色彩过重的失衡现象。80年代以后，硅谷芯片的制造商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挑战，半导体存储器的市场份额逐渐让位于日本的生产者。很多产业领导人、经营分析家，甚至当地的新闻评论，谴责日本和日本的公司导致硅谷的滑坡，如日本的掠夺性策略、政府和产业的共谋、产品倾销和盗窃美国技术。但与日本不同，美国产业发展缺乏政府的介入。因此，硅谷的出路在于，政府要发展产业政策以帮助硅谷重获竞争力。
而128号公路模式表现却恰恰相反，表现出很强的政府主导色彩，其发展对政府依赖性强。128号公路地区所在马塞诸萨州长期以来军事工业生产占主导地位，国防科研基金和军事合同是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128号公路地区集聚的老字号大公司历来擅长与政府界和成熟的大公司密切合作，对于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则兴趣不大，这也奠定了该地区先天的条件。128号公路地区的形成机制使得有关管理机构一直致力于建立并保持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不是着力寻求通过自身知识、能力求发展的道路。由于依赖程度过深，该地区缺乏自我生存机制和造血功能，远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需求。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该地区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的由兴转衰。
3. 2行为主体间合作缺乏平等的关系
128号公路地区是一种官僚组织结构，公司的边界清晰，少数大公司支配小公司，技术人员的信息交换、零部件的生产，都在企业内进行。官僚组织结构导致128号公路的企业高度保密、自给自足、规避风险。当时代变迁且旧市场瓦解时，要对组织进行变革，开发不易被竞争者的产品利用的新设备和软件，每个公司都处于独一无二的状态，合作非常困难。尽管这种结构在企业发展之初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和组织稳定，可是越往后就越妨碍企业去适应环境的变化。缺乏横向信息交流压抑了实验和学习的机会，传统的公司结构限制了管理积极性和技能的发挥。在和硅谷的竞争中，128号公路地区终于由开始时的领先落到了下风。
硅谷在增长时期表现的是平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流行的是一种事业型和非正式的工作伦理——人人一样；奖赏的根据是技能抱负和工作勤奋。但是，财富的创造使硅谷平等世界发生了变化，它变成一种阶级系统；百万富翁的创业者占住了一种特殊社会结构地位，而数以千计的帮助他们创造财富的人处于不利地位，在硅谷的合作主体出现了不平等的现象。正如马龙(Michael Malon)所指出的那样，硅谷的失败是因为社会网络的崩溃，即硅谷从一个无阶级社会转向一种正在出现的阶级系统。根据阶级观点分析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硅谷进入一个固化的阶级系统中，而且固化将带来不可避免的结果：妒忌、仇恨，甚至阶级冲突。硅谷早期合作的力量和创新的共同目标已不再存在，它失去了原来的优势。这种不平等关系破坏了生态网内的平衡，使得网络内的协同创新逐渐向各自为政转变。
3. 3合作后期缺乏协同创新的合作观念
由于缺乏大学政府、企业合作间长期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合作后期面对激烈竞争的外部压力下，硅谷内公司放弃了使他们取得成功的技术创新体系和社群网络。在为满足迅速扩大的标准化存储器和微电脑处理器市场的竞争中，硅谷的半导体公司转向了传统产业的批量生产以降低成本的经营套路，采用了当时流行的管理模式。这一转变是硅谷产业趋向成熟的必不可少的阶段，但硅谷因此却忽视了曾经促进其技术创新不断进行的公司之间盛行的公开交流和非正式协作的做法。在谋取产品和生产程序标准化以降低成本的同时，硅谷公司放弃了曾经使他们早期兴旺发达的当地文化和关系，疏远了顾客，并和设备供应商形成对立，采用了管理上的分层结构。由于将半导体芯片的制造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区，他们分割了生产过程，从而带来了经济效益的损失。
128号公路的企业之间更是缺少协同创新的观念。在128号公路的产业体系内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公司和当地机构之间的界限径渭分明。当地的新英格兰传统使那里等级森严，他们偏重于企业内部的技术改造，不大重视市场信息，一些陈规旧习阻碍了人的创新和发明。这里的各大公司偏重于孤立地进行技术改造，面对市场信息的重要性往往熟视无睹，再加上机制不活，等级森严、僵化、保守，学习和实验中缺乏自由的全面讨论等氛围，在市场稳定和技术变革缓慢的环境中，由于大企业的集中提供了必要的规模经济和市场控制效果，这种创新体系得到了充分发展。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与市场的快速变化使其难以适应。该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如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等未能形成良性的循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只能走向没落。
3. 4缺乏长效利益机制，注重短期行为
在美国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关系中，缺乏长效的利益机制，许多合作都是短期的，从而使得硅谷的产业发展缺少重点和规划。赛克斯顿(Jean Deitz Sexton)，认为硅谷实际上没有形成领导产业和核心。很多竞争衰落是管理本身造成的，硅谷公司集中在快速获取市场份额，而不是为其产品开发长期市场。它们的目标是用一切手段打败其竞争对手，减价、从竞争对手中挖人、复制产品都是硅谷中通行的手段。很多产品不过是相同产品的不同版本，是高技术的小玩意；还有一些没有明显的应用前景。在创造新产业时的创新精神被自私和贪婪的个人主义思想取代；长期经营开发被短期的回报所取代。
3. 5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价值、信息传导机制
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而言，没有风险资金的支持是不可想像的。但风险投资者的短期行为和保守行为给硅谷和128号公路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在缺乏有效的市场价值和信息传导机制的条件下，创新活动失去了有力的支撑系统。风险投资者把公司推向了快速增长后就在公司生命周期早期退出，结果是硅谷公司变成投资者的证券清单( Portfolio)，而不是作为新技术和市场的创造者；技术创新家创造了产品而不是市场。硅谷价值从创新模式转向了缺乏核心价值和深层次目标的基础的“纯粹经济模式”，结果是，公司经营简化成不过是赚钱的机器。硅谷创业者从风险资本家那里获取风险资本，要完成的义务只是为风险资本家提供快速的经济回报，而不是建立一个长期的产业。
128号公路地区与硅谷一样，都集中了巨额的风险资金。但不同的是128号公路地区的风险投资多是由大银行、财团、保险公司提供的，有很强的政府背景。投资者没有专业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也就难以规避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因此对于投资创新公司总是慎之又慎，不愿在初创企业上下赌注。这种保守的风险投资理念阻碍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四、 结论
美国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体现了充分的活力并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从而在全世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大学和企业既能各司其职，又善于打破壁垒充分合作，不同的组织依自己的资源和特色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形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初步形成了市场价值和信息的传导机制，体现了共生关系的经济效益，孕育了合作共赢的创新文化氛围。
但美国的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模式决非完美无缺，仍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如政府定位不准导致干预力度失衡，行为主体间合作缺乏平等的关系，合作后期缺乏协同创新的合作观念，缺乏长效利益机制，注重短期行为。这些问题在我国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因此，进一步甄别这些问题并认识其特征、本质和解决思路将对我国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家创新体系下，要推进我国大学、政府和企业的紧密而有效的合作，应认真研究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体系，扬长避短，建立一个动态开放、共生共赢、具有长效利益机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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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发表于《科学管理研究》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