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礼记·月令》与《本朝月令》之比较浅说

2012.08.03

杨智芳 杨京峰

【摘  要】 中国的《礼记•月令》和日本的《本朝月令》同属月令文化系统，两者有同有异。本文从文本分析入手，拟从表达方式、内容规定、理论依据三个方面，对《礼记•月令》和《本朝月令》之间的同异作初步比较，进而探寻中日两国月令文化的特点。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礼记•月令》和《本朝月令》所分别反映的中日两国的月令文化各有特点：中国的月令文化具有“原生性”；日本的月令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移植性”。

【关 键 词】月令文化；历法；祭祀；阴阳五行体系；《荆楚岁时记》

【作者简介】杨智芳，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宣传联络办公室职员

            杨京峰，高等教育出版社职员

《月令》取自中国古代经典《礼记》一书，为其第六篇内容，故又名《月令第六》。关于《月令》的来源及成书时代，争议甚多^[1]，但可以肯定的是，《月令》的成书年代必定在《礼记》成书的西汉时期之前。《礼记·月令》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序，每季分别配以“孟仲季”之名，乃成十二个月，按月之先后顺序逐月叙述，每月所围绕的叙述主题大致相同，并且每个季度之内某些主题在内容叙述上也完全一致。《本朝月令》现被收归为日本《群书类从》^[2]卷第八十一，为日本惟宗公方于平安时代末所撰。从纯文本材料来看，《本朝月令》叙述内容以祭事为主，兼及国家一些不同方面的政事；也按月份顺序逐月记载，每月含有数个已命名的主题，每个主题之相关内容皆通过陈列多种文献的不同记载来叙说。《礼记·月令》和《本朝月令》同属月令文化系统，通过比较两者之间的同异，可以看出两者所分别反映的中日两国的月令文化各有特点：中国的月令文化具有“原生性”，日本的月令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移植性”。

一、表达方式与历法

从表达方式来看，《本朝月令》原本残缺，只存有四月、五月、六月的记载，其他月份之事阙如，而《礼记·月令》却记全了十二个月之事；《礼记·月令》对四月、五月、六月分别冠以“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季夏之月”之名，而《本朝月令》却直呼“四月、五月、六月”。此外，《礼记·月令》的叙述只记至月份，不具体到日（文本内使用的十天干纪日具有流动性，并不为确定的时日）；而《本朝月令》记事则具体到某月某日，如《四月》“上卯日大神祭事”、“八日灌佛事”等。由此可见，两者虽然同按月份顺序逐条记事，但两者在月份名称的使用、具体时日的记载等方面运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而这种不同，与当时中日两国采用的历法息息相关。

早在隋唐年间，中国历法就已传入日本。从推古年间（具体为公元604年）至明治改历（1872年）这1000多年的时间内，日本一直沿用从中国传入的阴阳历历法，直至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才开始采用由西洋传入的太阳历历法^[3]。《本朝月令》的作者惟宗公方生活于10世纪，此时正处于中国传入的阴阳历历法在日本盛行、西洋的太阳历历法尚未传入日本的这一时间段内，故《本朝月令》采用以“四月、五月、六月”为名的阴阳历历法，正是学习、移植中国历法的结果。而在中国，阴阳历历法很早就被中国古人发明并使用，“月令之文是在阴阳历早已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背景下的作品”^[4]，但面对现实问题，“月令之文自有独特的处理方法。……月令之文乃是以一岁平分为十二个月的太阳历作为基本框架的，……它们同阴阳历的正月直至十二月以及闰月等月名，不但名称不同，其内涵亦有根本差异，两者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历法系统。”^[5]所以，《礼记·月令》采用以“孟仲季”与“春夏秋冬”分别相配而成月份之名的太阳历历法，是中国历法自身传承、演化的结果。

二、内容规定与祭祀

内容方面，《礼记·月令》逐月记载了当月的天象特征及所主之神物（天象特征包括当月太阳运行所处位置的星宿和黄昏及拂晓时位于天空正中的星宿；所主之神包括当月所主之吉日，所主之天帝，所主之地神；所主之物包括当月所主之动物类型，声音，成数，味道，气味，祭祀对象，祭品等），当月的物候（指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在当月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生长、习俗特征），当月天子所宜之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规定（如对天子当月所居之地点的规定，对天子当月所乘之车马、所穿之衣服、所佩戴玉饰之颜色的规定，对天子当月所吃之主食、所用之器皿的规定等），当月应行的政令（包括天子需要下达的关于农、工、牧、赏、刑、祭等方面的命令与当月应谨守的各种禁忌）以及当月行政若违反时令将招致的灾害等。

相较而言，《本朝月令》在内容上所规定的范围就要小多了：它叙述的内容以祭祀为主，如《四月》所记14条主题内容中就有“上卯日大神祭事”，“上巳山科祭事”，“上申平野祭事”，“同日松尾祭事”，“上申杜本、上酉当宗两社祭事”，“四日广濑龙田祭事”，“八日灌佛事”，“中酉贺茂祭事”等8条，而且每条所记篇幅都很长，古代日本重祭之风俗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本朝月令》所记内容还包括事务上奏（如《四月》“朔日视告朔事”）；政务处理（如《四月》“七日奏成选短册事”、“十日中务省奏给后宫并女官春夏时服文事”、“廿日奏郡司拟文事”，《六月》“九日中务省奏给诸司春夏时服文事”、“廿五日任左右相扑司事”）；娱乐、竞技游戏（如《四月》“廿八日驹牵事”，《五月》“三日六衙府献菖蒲并花等事”、“六日竞马事”）；节日、庆典活动（如《五月》“五日节会事”，《六月》“同日国忌事”）以及一些与祭祀相关之事（如《四月》“奉河合神币帛事”，《六月》“晦日东西文部奉祓刀事”、“同日大祓事”）等等。

从上文可知，《礼记·月令》和《本朝月令》在内容叙述、范围规定上是有所区别的，如前者所体现的对百姓日用的关怀（如农业）要远重于后者，而且后者没有关注前者所重视的天文自然（如天象特征、物候）方面的内容。不过，在内容上两者规范的对象都指向上层统治者，围绕的中心活动都是祭祀。“祭祀是月令的首要内容”^[6]，在《礼记·月令》中，不仅每月都有固定的神作为祭祀对象，而且对每月供奉用的祭品也都进行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而“在日本历史上，祭祀活动的出现，可追溯到绳纹时代（因陶器有绳纹而得名，约1万年前至公元前2世纪）。”^[7]尽管中日两国在祭祀活动上都有自己的源头可寻，但“只有到唐代律令制传入日本以后，……才使日本的宗教祭祀走向了正轨。”^[8]此外，两国大量的神话传说在故事叙述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也可以证明：日本的神崇拜被或深或浅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记，“应该承认日本的神话传说就是中国文化影响的产物。”^[9]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本朝月令》叙述的祭祀内容也或多或少地带有中国文化的痕迹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本朝月令·四月》“八日灌佛事”^[10]一条与中国《荆楚岁时记》中“四月八日，诸事各设斋，以五色香汤浴佛”^[11]、“荆楚人相承四月八日迎八字之佛于金城”^[12]两条在祭祀活动的举行时间、祭祀对象方面就具有一致性；再如“中酉贺茂祭事”一条引用《秦氏本系帐》中有关贺茂神的资料“建角身命娶丹波国神伊贺古夜比卖，生子，曰玉衣日古，次曰玉衣日卖。于石川濑见小川（注：河名，即贺茂河）游为时，丹涂矢自川上流下，乃取插置床边，遂感孕生男子。……又云，初秦氏女子出葛野河，澣濯衣裳，时有一矢，自上流下，女子取之还来，刺置于户上，于是女子无夫姙，既而生男子也……”^[13]，与中国《史记·殷本纪》中“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14]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朝月令·五月》“五日节会事”一条中还直接引用了中国古人古事，如“续齐谐云，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月旧记云，邺中记云，俗人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15]等，这就为《本朝月令》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明证。

三、理论依据与文化属性

在文风方面，《礼记·月令》用词言简意赅，威严之势毕显，其教条式的叙说处处暗藏着天意不可违、月令行使要符合神意的告诫，体现了规范的严格性和仪礼的严肃性；而《本朝月令》行文严谨但不严肃，各月内每个主题下大量引用了与其主题内容相关的不同文献记载，其平铺直叙式的言语如同讲述一个个文化传承故事，体现了月内之令的行使是历史发展的要求，而不是神意迫使如此。为何两者的文风会如此不同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表达方式、内容规定背后两者所依赖的理论依据大不相同，而这，恰恰正是《礼记·月令》与《本朝月令》本质上的不同之处。

《礼记·月令》所依赖的理论依据是阴阳五行体系，归纳其文本内容，可得下表：

上表可以说明：《礼记·月令》中强调的从时间（四时、十天干）到方位（四方），从神灵（五帝、五神、五祀）到天地万物（五虫、五音、五味、五臭、五色）等各方面均无不严格遵循阴阳五行体系（尤其是五行思想）的规范，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古人尤其是《礼记·月令》的主要规范对象——上层统治者对上天神灵的敬畏之心以及当时他们对宇宙世界的认识水平。就阴阳五行体系来说，“阴阳一词始终与气候以及季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阴阳学说与《月令》文献系统不离不弃，它是在该系统中走向成熟的，阴阳与《月令》系统的材料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宇宙图式”^[16]；与此相应的是，“《月令》乃是对长期以来流行的五行世界图式的系统化总结”^[17]，而且《礼记·月令》的出现，还使五行“变成规范世界的秩序系统和框架，其地位在阴阳五行体系中得到空前的提升。”^[18]由此可见，阴阳思想和五行思想在《礼记·月令》中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这套生于中国文化土壤且已成系统的阴阳五行体系，又反过来成为了《礼记·月令》所依赖的理论依据，这也正说明了中国的月令文化具有“原生性”。

《本朝月令》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最多的如《国史》、《日本纪》，还有诸如《先代旧事本纪》、《圣德太子传》、《弘仁马寮式》、《贞观式》、《世风记》、《风俗通》等多种文献。通过陈列各种文献的不同记载，每月的主题内容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如在《五月》“五日节会事”一条下就陈列了《风俗通》、《续齐谐》、《月旧记》、《邺中记》、《荆楚记》、《海龙王经》、《去天平胜宝五年正月四日勘奏》等文献中与作为节日的五月五日之相关内容的记载，另外还陈列了《日本记》、《右官史记》、《国史》、《弘仁格》、《弘仁官式》、《弘仁兵部式》、《贞观近卫式》、《贞观马式》等文献中与五月五日这一天和马有关的活动如骑马、御马、观骑射、走马等的记载。这些文献有的引自中国，如《风俗通》、《续齐谐》、《邺中记》、《荆楚记》等；也有的出自日本本土，如《日本记》、《弘仁格》、《贞观马式》等，这说明了《本朝月令》所依赖的理论依据是各种不同的文献资料，而不是依赖一套系统的、完完全全在本土文化中生成的思想体系。尽管如此，考虑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典籍是其中重要的部分”^[19]，故《本朝月令》在为其文本内容寻找理论依据时大量征引中国文献，就为证实日本的月令文化深受中国文化之影响并具有“移植性”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四、月令文化与《荆楚岁时记》

综上所述，中国的月令文化具有“原生性”、日本的月令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具有很强的“移植性”，因此，追溯日本月令文化之“根”，便可从中国文化入手。有学者指出：“追溯日本文化之‘根’，应该更进一步考察荆楚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关系。”^[20]这就为追溯日本月令文化之“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另外，“岁时记是从月令中分离出来的，与月令有一定的联系。”^[21]结合这两方面因素可以发现，中国南朝梁人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正合此需。那么，《荆楚岁时记》与《礼记·月令》、《本朝月令》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呢？从文本来看，《荆楚岁时记》在内容叙述时引用了86种书目以对自身内容或参证之，或矫正之，而《礼记·月令》就是所引书目之一^[22]。耐人寻味的是，“据日本学者考证，在奈良朝初期，《荆楚岁时记》就已传入日本，……公元10世纪日本惟宗公方（明法博士）著述的《本朝月令》，也曾引用是书”^[23]，并且《本朝月令》“仅存的三个月记事中就三度引用”^[24]《荆楚岁时记》的内容。由此可见，《荆楚岁时记》可作为研究中国《礼记·月令》和日本《本朝月令》所分别反映的两国月令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

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樱井龙彦认为：“日本的岁时年节有很多是从中国传来的，这和朝鲜的情形一样。产生岁时年节的根本在于历法、二十四节气、阴阳五行、方位等的思想，而这些都起源于中国。因为日本和朝鲜接受和容纳了这些思想，所以年节时所进行的活动其意义和内容，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差异地被移植过来了。”^[25]而《本朝月令》之所以引用《荆楚岁时记》的内容，“是用以说明当时岁时习俗的源流，说明日本正是以《荆楚岁时记》作为岁时习俗的典范来学习仿效。”^[26]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岁时文化（以《荆楚岁时记》为代表）不仅影响了日本的月令文化（以《本朝月令》为代表），并且还因日本移植了中国的岁时年节而使日本的月令文化具有了“移植性”。另外，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放研究，《荆楚岁时记》“沿袭了《月令》依自然时序叙事的传统”^[27]，同时又从时间表述角度和时间叙述方式两方面改变了《月令》传统^[28]。这一研究成果，便为探讨中国的月令文化（以《礼记·月令》为代表）对中国的岁时文化（以《荆楚岁时记》为代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至于中国的月令文化对中国的岁时文化、中国的岁时文化对日本的月令文化之具体影响如何、影响程度如何以及这三种文化中具体哪些内容被传承了、又有哪些内容发展变化了且这种演变是如何发生的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关于《月令》的来源，东汉郑玄尝言：“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礼》家好事抄合之”，现代工具书《辞源》、《汉语大词典》等沿用此说，但后人对此有所质疑。至于《月令》的成书时代，有周、战国末期、秦、周秦、秦汉等说。

[2] 《群书类从》为日本学者塙保已一（1746-1821）于江户时期编撰而成，是日本古代较有代表性的大型丛书。

[3] 刘晓峰：《汉历东传——中国岁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第85页。

[4][5] 陈美东：《月令、阴阳家与天文历法》，《中国文化》1995年第12期，第190页。

[6] 萧放：《< 月令>记述与王官之时》，《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50页。

[7] 张大柘：《简论日本神道教祭祀的原理、构成及主要特质》，《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第94～95页。

[8] 郑显文：《律令体制下的日本神祗祭祀》，《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第57～58页。

[9] 饭岛忠夫：《日本上古史论》，昭和二十二年版，第49页。转引自（日）吉野裕子著，雷群明、赵建民、井上聪译：《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学林出版社，1989年，第9页。

[10][13][15] （日）惟宗公方：《本朝月令》，选自（日）塙保已一：《< 群书类从>卷第八十一》，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31年，第267～268、269、273页。

[11][12][22] 梁·宗懔著，姜彦稚辑校：《荆楚岁时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30、31、63～66页。

[14] 汉·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2001年，第12页。

[16] 武占江：《四时与阴阳五行——先秦思想史的另一条线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104页。

[17] 葛志毅：《试论先秦五行世界图式之系统化》，《大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26页。

[18] 葛志毅：《重论阴阳五行之学的形成》，《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第62页。

[19] 刘晓峰：《寒食不入日本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89页。

[20] 陈建宪：《荆楚巫风与日本古俗：楚文化与日本文化之关系初探》，载于贾蕙萱、沈仁安主编：《中日民俗的异同和交流：中日民俗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5页。

[21] 周征松：《< 荆楚岁时记>的历史学阐释》，《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61页。

[23] 萧放：《< 荆楚岁时记>作者、注者与版本源流考述》，《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101页。

[24] 刘晓峰：《< 荆楚岁时记>在日本》，《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第23页。

[25] （日）樱井龙彦著，陈志勤译：《中国和日本的民俗活动的比较研究——以端午节为例》，《民俗学刊》第5辑，澳门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26] 夏日新：《< 荆楚岁时记>与岁时文化》，《光明日报》2005年6月7日。

[27] 萧放：《< 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28] 萧放：《地域民众生活的时间表述——< 荆楚岁时记>学术意义探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第52页。

（该文发表于《文博》2010年第2期）